羅家倫小行星銘版。（中央大學天文所提供）

羅家倫小行星（Luojialun）由中央大學鹿林山天文台於2006年4月1日發現， 2017年向國際天文聯合學會（IUA）提出命名申請，2018年正式定名羅家倫（Luojialun），並於隔年（2019）五四運動100週年前夕，藉舉辦羅家倫與五四運動研討會場合公開發表，以紀念這位創造校史「黃金十年」（1932-1941）的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（1897-1969）。

羅家倫在北大求學時期，受到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，同時因受教於胡適、陳獨秀等師長，結識傅斯年、顧頡剛等至交，奠定他的思想基礎，並以實際行動參與五四運動，撰寫宣言，闡述運動，和熱血的時代青年，藉自由主義之思想、揮動「民族自決」之大旗，掙脫傳統束縛，爭取個體心靈自由。此外，他追隨胡適、陳獨秀及蔡元培等人，與朋友們共創《新潮》雜誌，提倡白話文，推動新文學，以北大師生為主體推進思想，探討傳統禮教，啟迪民智、改善教育。羅家倫是編輯兼主要撰稿人，為後世留下許多精彩詩文。

多元的學習與廣博的知識，開啟他主事高等教育的契機。1926年，羅家倫結束留學返國，同年受聘於東南大學歷史系教授，這是羅家倫與中大的結緣之始。東南大學校風相對守成，在學潮頻起的環境下，扮演東南文化重鎮的角色。當羅家倫在北大期間手握五四運動之大旗，以街頭為學校，高喊「外爭主權、內除國賊」之際，東南大學則在南京專注重研究與教學，一群教授創辦雜誌《學衡》，反對新文化運動，企圖融裁古今，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。

羅家倫很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、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；在九一八事變後、各地學潮四起之下接任中央大學校長。羅家倫曾先後留學美、英、德、法等學府，他認為大學是一作為「為國家培養人材」、「體現民族精神」的場域，故就任中央大學校長時，羅家倫希望青年應當肩負建立與延續民族文化的使命，在原有的中大校訓「誠樸」後加了「雄偉」二字，勉勵師生須有強健體魄與思想，以民族文化命運為己任。同時，羅家倫了解大學校園兩個舉足輕重的關鍵，首先是硬體，即圖書館及實驗室必須增設；其次是軟體配置，他認為教師的聘任是大學發展的關鍵。再者，羅家倫進行系所整併、行政人員改組等措施，在校園環境及學風整備上加大管理力道，要學生推行新生活運動，讓中大能夠迅速發展。

羅家倫接任中央大學校長時，不僅要面對北大身分不被學生認同一事，也受到校友會的多方質疑，更要面臨來自日本的壓力。當時政情，正處對日抗戰的動盪時期，而關鍵的七七事變爆發後，羅校長知道，中國與日本情事勢必更加緊張，為確保教學活動得以繼續，於1937年8月開始著手遷校至重慶沙坪壩。遷校一事，當年曾遭受許多非議，但其未來的發展卻讓教育界刮目相看。中央大學就在羅家倫的帶領之下，不僅保留了學校的完整性，更「化危機為轉機」縱身一躍成為戰時中國著名學府。

羅家倫在中大給學生的演說結集成《新人生觀》一書，傳承其意志，影響非常深遠。在辭退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後，奉命考察滇緬及西北等地；1947年更奉派印度擔任大使。來台後，長期任職黨史會及國史館，在民國史料的整理上貢獻卓著，也曾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，為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柔性外交。

羅家倫，他不僅是教育家、歷史學家、作家，更是一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、一位思想啟蒙先驅。1969年12月病逝台北。

校長周景揚頒贈「羅家倫小行星」銘版給其次女羅久華女士。

參考書目：

羅久芳，《我的父親羅家倫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。

李瑞騰、莊宜文編，《羅家倫與五四運動─史料篇》，中壢：國立中央大學，2019。

李瑞騰、莊宜文編，《羅家倫與五四運動─論述篇》，中壢：國立中央大學，2019。蕭勝文，〈羅家倫與中央大學發展之研究(1932-1941)〉，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研究論文》，台北：台師大，199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