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蒙．波娃的大師椅佇立於人文社科大樓東側。（潘殷琪攝）

從陽光入眼，風繞松樹樹梢盤旋，到月上高空，月色穿梭於葉隙之間，承載西蒙．波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，1908-1986）姓名的座椅始終寧靜矗立於人文社會科學大樓，此番景象就如她在《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》（"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"）中追憶和妹妹一起在梅西尼亞克（Meyrignac）公園度過的少女時代，她在那裡透過鄉野自然感受生命沉甸甸的重量，也懷揣對世界無限的熱情，正因這股熱情，西蒙．波娃終其一生不斷思考並實踐自身生命的意義。

人生藍圖的建構

西蒙．波娃。（取自維基百科）

西蒙．波娃出生於法國巴黎的一個布爾喬亞（Bourgeois）家庭，父親喬治．貝特朗．波娃（Georges Bertrand Beauvoir，1878-1941）是位博學多聞又風流瀟灑的律師，喜歡藝術與文學；母親（Françoise Brasseur，1885-1963）則是規矩又勤儉的天主教徒。11歲以前，當一個天主教式的乖女孩為西蒙．波娃帶來讚美與滿足，也讓她被動認同並接受這個人格。隨著年齡漸長，西蒙．波娃的父親對其外貌和教育更加注重，不只嚴格過濾她的讀物，甚至直言她「難看」，這讓西蒙．波娃開始思考她想要的人生藍圖。

她讓自己沉浸於學業和閱讀，將《小婦人》（"Little Women"）中的喬（Jo March）視為靈感，也如喬一般思考家庭中妻子和母職的角色，並不斷向自己拋出提問，這些日復一日的家務「如永無休止的輪迴，且不知要把人帶向何處，我就這樣的活下去嗎？」此類論辯因而成為西蒙‧波娃書寫的重要主題之一。

由知識建構獲取自由的力量

西蒙．波娃從小就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，5歲時就不喜歡大人將小孩看作是小孩，她認為小孩是完整的個體，必須給予尊重。對於上小學，她並不像一般孩子哭鬧，反而充滿期待，因為這代表從此之後她將擁有自己的書包、書本、簿子和功課，時間與日程將會根據自己的作息表分配。她認為「我將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更加充實」，因此她也自信於對書本的嗜好和學業的成功，可作為肯定她前途的擔保價值。

一戰（World War I，1914-1918）後因外祖父成立的銀行破產而使西蒙．波娃一家名譽掃地、家產散盡，生活的困頓使他們不得不搬到雷恩街（Rue de Rennes）的公寓，母親因愧疚而對父親在外風流廝混隱忍不言，隨之而來緊張的家庭關係、階級與信仰、對女人的期待與現實的困頓等，皆奠定她用知識獲取自由的想法。進而讓她堅持「女人必須寫作」的信念，她認為，透過女人的觀點訴說女人的故事，不只在書寫過程再創造自己，使女性脫離「他者」定位，也是一種哲學科普，因為她讓每一部小說皆成為一個問題意識，藉此帶領讀者用較易產生共鳴的文學視角，理解存在主義哲學觀點下的世界。若「人生是永無休止地成為自己的過程」，而書寫自身的生命經驗，便是西蒙．波娃反思與實踐自我的方式。

生命就是一場哲學實踐

西蒙．波娃最著名的《第二性》（"Le Deuxième Sexe"）中「女人不是生成的，而是形成的」（One is not born, but rather becomes, a woman.）一語道破女人在男性主導社會中的「他者」身分。西蒙．波娃首先從生理、經濟、歷史等各方面分析女人在男性世界所經歷的現實，更從自身困惑、不滿，甚至痛苦的生命經驗出發，反思並質疑宗教、文學、政治、工作、母職、性等不同領域中的女性處境。

西蒙．波娃的《第二性》深入探究女性在各領域中的處境。（取自博客來）

對西蒙．波娃來說，「哲學與人生無法分開，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哲學選擇」，因此，她用生命提煉哲學議題，並用其一生進行哲學辯證與實踐，而她人生最大的議題，便是一段沒有藍圖的「成為」之路，一段她以人生去走的路途。

成為自己

即使21世紀的今日，西蒙．波娃提出的性別議題仍然存在，甚至隨社會與時代變遷而更趨複雜。1995年10月成立的性／別研究室便希望保留性別分析觀點的多元性，對偏頗的政策、法律或社會氛圍介入討論，並且持續關注邊緣弱勢的性／別主體及文化，期望帶動更專業且全面的性／別專業學術研究，延續西蒙．波娃勇於為性別議題發聲的精神。

西蒙．波娃在20歲的日記中寫道：「別做『波娃小姐』，做我自己。別把外界加諸於我之上的事物當成目標，別服膺於社會框架。對我來說可以的就沒問題，就是這樣。」西蒙．波娃一生燦爛精彩，當後人爭相要成為西蒙．波時，或許西蒙．波娃更希望看到的是「別做波娃小姐，做你自己」。

西蒙．波娃大師椅的銘牌照。（潘殷琪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