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6月1日，107電影空間放映紀錄片《大風之島》，邀請導演許雅婷與張馨文出席映後座談，分享創作歷程與拍攝觀點。《大風之島》曾入圍2025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，入選BFI倫敦影展，同時榮獲臺北電影獎百萬首獎、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，以及臺灣國際女性影展競賽銀獎等肯定。

影片以樂生療養院院民的生命經驗與反迫遷運動為主軸，透過長時間的田野紀錄，呈現院民在疾病污名、歷史處境與都市開發之間的生存狀態，也記錄其對家園與尊嚴的持續堅持。映後座談中，導演回應觀眾提問，從片名象徵、拍攝方法到與院民建立關係的過程，延伸出紀錄片創作的多重思考。

「大風之島」的多重來源與命名意義

談及片名《大風之島》，導演說明，其命名並非僅來自片尾出現的大風子樹，而是由多重意義交織而成。首先，「大風」一詞源於古代對痲瘋病的稱呼，在尚未被賦予污名之前便已使用，因此在創作概念中具有相對中性的歷史意涵。「風」也象徵樂生療養院二十多年來承受的政治張力與外部衝擊，如同一股持續吹拂、不曾停歇的力量。

導演也提及拍攝時的身體經驗。訪談院民多在戶外庭院進行，由於療養院位處山坡，風勢強勁，現場經常出現明顯風切聲，甚至影響錄音與拍攝節奏，使「風」成為創作過程中具體而深刻的感官記憶。因此，「大風」同時具有歷史、政治與身體經驗三重意義。

至於「之島」，樂生療養院在長期開發與工程推進下，空間逐漸受到壓縮，象徵性的「島」也愈來愈小。院民彼此雖共處一地，卻因病症與生命經驗不同，未必能完全理解彼此，有時如同一座座孤島。片名《大風之島》既指涉歷史名稱與身體感受，也象徵被壓縮的空間與孤立的生命狀態，呼應臺灣作為島嶼所承載的多重精神與記憶。

被隔離的歷史與院民的生命關係

導演回憶，二十年前首次踏入樂生療養院時，從象徵病者與健康者分界的Y字型道路開始，便深受院民的生命經驗震撼。早期參與保留運動期間，她曾見證院民走上街頭與社會對話，也投入相關紀錄工作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迫遷持續進行，療養院空間逐漸改變，紅磚建築遭到拆除，工程噪音也取代原有的自然環境。再次回到樂生拍攝時，導演所見的不只是空間逐步消失，更是院民生命逐漸凋零的現實。

然而，即使外部環境不斷改變，院民對家園的情感與堅持仍未消失。對他們而言，樂生不只是居住之所，也是長年生活、建立關係與保存記憶的地方。影片所記錄的，正是這些人在歷史變動中持續守護家園的過程。

拍攝過程中的身體經驗與關係建立

導演提到，拍攝期間，她都選擇步行前往療養院，即使需要攜帶沉重器材也不例外。她希望透過實際的身體經驗，更貼近院民日常生活中的處境與限制，而不只是以外來者的角度進行觀看與記錄。

長期拍攝也使導演與院民之間逐漸建立穩定關係，持續的互動與陪伴，拍攝團隊慢慢被納入院民的生活脈絡，使影像得以呈現更自然的互動狀態，而非單純來自外部的凝視。這樣的拍攝方式，讓紀錄片不只是蒐集事件與訪談內容，更成為一段共同經歷時間的過程。攝影機所留下的，是院民的生活片段，也包含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逐步形成的理解與信任。

邊緣生命的力量與「家庭」的重構

院民的生命展現出屬於邊緣群體的力量，創作團隊與院民之間也並非單向的觀看或陪伴，而是一種相互支持的關係。導演形容：「誰陪伴誰，其實並不確定。」在長期相處中，拍攝者與院民彼此進入對方的生命，也共同承擔記憶與情感。

院民之間緊密關係的形成，與過去的隔離制度密切相關。院民曾被剝奪組織家庭的權利，部分人甚至經歷強制結紮，使許多人在年輕時便被迫離開原有家庭與社會。院內雖曾出現隱性生育的情況，但多數孩子後來被送往孤兒院，導致家庭結構長期破碎。

影像留下生命與記憶

最後，導演表示《大風之島》不只是一部關於疾病或社會運動的紀錄片，更關注人與土地、生命與記憶之間的關係。隨著時間推移，院民終將離去，療養院的空間也可能持續改變，但影像仍能留下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跡，使這段歷史得以延續。

透過紀錄片，這些長期位於社會邊緣的生命故事被重新帶回公共視野，也讓處於不同環境的人有機會理解彼此。影像所承載的，不只是對過去的記錄，更是一段仍在持續流傳、等待被看見的記憶。

張馨文（左）與導演許雅婷（右）映後分享電影歷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