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大學在臺復校已逾一甲子，校史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算起（1915），但必須溯源三江、兩江，甚至可以把明初在南京設國子監，六朝蕭梁之開五館與建國學，劉宋之設儒學館等文教史事，作源遠流長的背景舖陳。

中大在台的發展，堪稱豐富而璀璨，從僅以地球物理研究所初設，到如今成為臺灣頂尖大學之一，已是包括9個學院、23學系、5學士班、18獨立所、6校屬研究中心的規模，辦學績效卓著，培養菁英無數，這當然是六十餘年間全體中大教職員生努力的成果。然而，這樣的校史如何書寫？比較起大陸時期已有相對清楚的論述，在臺復校的歷史，仍停留在經驗表述的狀態，多以回憶錄、口述記錄及彙編的方式呈現。

我們從建校六十周年起，逢十校慶所編纂的《中大六十》、《中大七十》、《中大八十》、《百年中大》等，其實都有寫校史的企圖，現在看來只算是提供了一些史料而已。唯一成書的校史是九十周年校慶特刊《中大校史》，當年設有召集人、編輯委員、編輯團隊和撰稿小組，大張旗鼓，最後書已編印完成（2005年6月），卻因故沒有發行，誠為憾事。

當年這本《中大校史》分三篇：大陸時期（1902–1949）、中央大學在臺復校（1962–1990）、邁向研究型大學（1990–2005）。前者以1902為始，正是張之洞創建「三江師範學堂」那一年；結束於1949是可以理解的。1949年後在臺復校之事，備嘗艱辛；1962年復校時只有一個獨立所，後又有北遷中壢風波，歷經戴運軌、李新民到余傳韜三位校長，余校長卸任時正是1990年，也就是劉兆漢校長治理中大之始，爾後的校務發展，即在飛躍、突破狀態，追求卓越，邁向研究型大學。

全史篇章，第一篇第三章「師長與學風」的第一節是「歷任校長」；第二篇第三章的前三節分敘復校以後前三任校長；第三篇寫從劉兆漢到劉全生時期，第三章前二節就介紹他們二位。

大學之治理，校長當然是關鍵，校務的發展實有賴他的治校理念之實踐，主要在於他的擘劃和決策，經由組織運作，整體推動校務，從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研務到國際事務等各項要務，校史的考察與寫作，因此可用校長來分期，惟校長的任期有長有短，故可依實際的情況彈性分合，重大事件常有跨期現象，如何安排編列，於史家而言，正是一種考驗。

2005年90周年校慶前夕，原侷促於國鼎圖書資料館一樓的校史館，搬遷到大講堂三樓。從空間尋找、協調、撥用到設計、施工、佈展，宛如重建，費時費力，但更費心的是內容，既為校史館舍，旨在保存校史資料，要有蒐輯、整理、研究；展覽既有常設，但也要有特展。當時擬以校長之治校拉出學校發展史線，由近及遠，乃有校史叢書之規畫，《突破——劉全生校長與國立中央大學》（2006年12月）、《飛越——劉兆漢校長與中央大學》（2008年9月）算是校史計畫的初步成果。

如果業務推動順利，陸續會往前整理余傳韜、李新民、戴運軌三位校長治校資料，對於劉全生校長以後的校長，也應在他們在任時就有史料意識，能以具體的工作項目加以對應。然而事與願違，余校長對內容有意見（先前他已出版《陣痛的年代》，臺北：漢光，1996；後來又有回憶錄《雲煙集》，臺北：國史館，2014），已完成的只好擱置；李、戴二位校長的部分則尚未規劃。

2025年元月，我們趕在周景揚校長治校12年任滿之際，出版《邁進——周景揚校長與中央大學》一書，正是在校史寫作架構下以校長分期理念的實踐，旨在總結歷史經驗，提供未來修史之參考。從校史編纂角度出發，除了提供周校長的基本資料，我們分從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研務以及國際事務等展開規劃，各項要務之寫作，除訂出編寫體例，並與各主事單位充分溝通之後，由他們自組寫作團隊，約經半年而集稿完成。此外，我們全面檢視中大新聞，清理出二十幾則與校務攸關的新聞事件，經由會議討論後整合成十道題目，徵選能文的中大學生以報導的方式加以特寫。

因之，一邊為當下的校務發展留下紀錄，一邊回頭補闕拾遺，正是校史要務。李新民校長與中大同庚，離世已逾20年，今年中大建校110周年，我們想編《李新民校長與中央大學》，由於資料匱乏，我們只能勉力而為。